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荔灣區流行病學調查隊員吳文哲:以同理心對待外籍感染者

時間:2020-04-20 05:51來源:廣州日報 作者:Doctor001 點擊:
吳文哲(中)進入隔離病房流調。(受訪者提供) 吳文哲 平安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 當前,除了在醫院沖鋒陷陣的白衣天使外,還有一大批默默無聞的流行病學調查隊員在保障著市民的安全。他們排查每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行動軌跡、調查密切接觸者、接機排查入境人
吳文哲(中)進入隔離病房流調。(受訪者提供)
吳文哲

  平安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

  當前,除了在醫院沖鋒陷陣的白衣天使外,還有一大批默默無聞的流行病學調查隊員在保障著市民的安全。他們排查每一例新冠病毒感染者的行動軌跡、調查密切接觸者、接機排查入境人員、撰寫流行病學報告,有時也要參與采樣和消毒,如此龐雜而危險的工作,常讓他們感到身心俱疲;他們聽不到喝彩,反而常會遇到不解乃至投訴,他們也曾感到委屈,但一想到他們正在保護市民的安全,這份神圣的職責便讓他們內心充滿自豪。

  吳文哲原是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放射防護所的主管醫師,2月17日,他被疾控部門抽調到了荔灣區疾控中心參與流調工作。2個多月的時間里,讓吳文哲印象最深的是幾天前的一通電話,他接到一名非洲兄弟的喜訊:“我轉陰性了,謝謝你。”

  文、圖/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武威(署名除外)

  “流行病學調查其實就是‘破案子’,我們要查陽性病例14天前的活動軌跡,判斷其是在何時何地感染的,感染之后至確診期間又經過哪些地方,和哪些人有過密切接觸。”吳文哲告訴記者,干這份工作最興奮之處,就是能查到陽性病例感染的來源,之后串并“案件”,將感染鏈條摸排出來,找出密切接觸者,從而保障其他市民的安全。

  看視頻聊電話連續排查

  2月17日,吳文哲來到荔灣區支援時,廣州暫時已無新增確診病例,正當他期待一切能風平浪靜時,幾天后,一起家庭聚集性病例在荔灣出現了。當時荔灣區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揮部發布公告:2月20日,家住華林街的潘某某因為發熱就診被確診新冠肺炎,之后其女婿、妻子、外孫相繼確診新冠肺炎。而潘某某家庭一行6人是1月24日從湖北來穗的。

  “我全程參與調查了這一家人。”吳文哲說,接到陽性報告后,他和同事們開始著手調查病源,發現這家人曾經和一名確診病例同乘高鐵,但直到28天后才發病。28天來,這戶人家接觸的人非常多,為了找出密接者,吳文哲在電話中和他們聊了幾天幾夜,最后找出了多名密切接觸者,“調查他們一家的密接人員,真的調查到快崩潰”。

  另一起讓吳文哲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一位炸雞店老板。3月5日下午,廣東省政府新聞辦發布會通報了這起新冠肺炎確診病例:林某,女,48歲,常住廣州市越秀區越秀南路,在荔灣區光復中路她兒子開的某炸雞店工作,3月1日,林某出現頭暈、咽喉痛、咳嗽癥狀,3月3日,在其兒子陪同下騎電動車去醫院就診,體溫37.9℃,最終確診新冠肺炎。

  吳文哲告訴記者:“我看了十幾天視頻,外賣小哥前前后后來了幾百個,凡是看到視頻里老板娘不戴口罩,外賣小哥也不戴口罩時,就截屏給公安,讓他們辨認,最后發現多名密切接觸者。”

  前期,吳文哲的工作主要是電話流調、看視頻和寫報告。“因為一開始不直接接觸病人,所以我沒什么壓力,就是累。流調最大的壓力是要短時間內把報告做出來,但接觸完第3個病例之后,我就成‘老司機’了。一個病例的報告大概兩三個小時就能寫完了。”

  現場流調6名外籍病例

  而隨著廣州境外輸入和關聯病例的增多,吳文哲也參與了對外籍人士的流調,因為語言不通,一部分外籍人士的口音很重,吳文哲只能去到病人家、酒店甚至是隔離病房,進行一對一流調。“打電話流調對大家都是困擾,因為有些外籍人士的母語是法語,英語很差,即使用上翻譯軟件,因為對方的英語口音太重也很難識別。很多外籍人士又對廣州不熟,和他說一些路名他完全不知道,因此只能去現場詢問。”吳文哲說。

  吳文哲的手機里有十多張特殊的照片,分別是通通商貿城、廣大商貿城、綠松石小酒館等,只要見到外籍人士,他就會拿出照片來跟他們比劃,問他們有沒有去過這些地方。一旦對方說去過,吳文哲就會很激動,因為“案子有了頭緒”。

  但由于很多外籍人士使用現金,沒有手機消費記錄,因此很難據消費記錄確定其行動軌跡,這也是吳文哲工作的難點,他只能耐心細致地詢問、比對,以便摸清他們的行動軌跡,“我有過一次危險的經歷,有次去酒店見一個剛初篩陽性還沒轉院的病人,護目鏡的橡皮帶老化了,眼鏡直接脫落下來,我趕緊跑出去重新消毒戴好,再進去繼續做流調。”

  前前后后,吳文哲流調了6名外籍無癥狀感染者,“我們每個人對陌生人來詢問隱私都會有天然的抗拒,流調雖然像破案,但更關鍵是要有和病人做朋友的心態。我告訴感染者,流調是為了保護他們的親友,保護公眾,對個人也有好處。所以慢慢地病人也會放下抗拒的心態,配合調查。我們要以同理心和對方聊天,因為誰也不愿意得這個病,誰也不想傳染給別人。”

  “但就怕遇到不配合的。”吳文哲說,現實中有些案例一旦涉及到家庭倫理的問題,受調查者通常就不太配合了,“我遇到過帶著流調人員繞圈的感染者,下午問的和上午問的回復完全不一樣,而且每天都有新版本。遇到這樣的情況,我們通常會提出警告。我們對他們的私人生活毫不關注,只關注其接觸了什么人,接觸了哪些可能被感染的人,但我們不會告訴外人他們之間的關系。”經過這樣的警告后,感染者通常會迫于壓力主動澄清,向流調人員講述所有的事實。

  而最讓吳文哲開心的是,前幾天,他接手過的一個非洲兄弟高興地打來電話:“我轉陰性了,非常謝謝你。”

  流調工作辛苦且須細致

  吳文哲告訴記者,他的妻子也在荔灣區疾控中心工作,疫情發生后,妻子的工作變得異常忙碌,每天早出晚歸。對于雙職工家庭,單位很重視人文關懷,只讓夫妻的其中一方加班,另一人可按時回家照顧家庭。為了讓妻子的工作能輕松一點,吳文哲選擇了流調這個艱辛的崗位,“我前期沒摸過病人,全程電話流調,所以和妻子一起住。每天上班和妻子一起出門,但晚上加班到12點下班回家時,小孩早就睡著了,我最晚試過凌晨兩三點才下班。”

  做流調工作需要和患者細聊,初步流調至少要四五個小時,一開始用電話流調還好,但后期要全副武裝和感染者聊天、采樣,著實是一件異常艱辛的事,吳文哲說,那種感受是“第一個小時很輕松,第二個小時有點累,第三個小時很辛苦,第四個小時呼吸很急促,第五個小時真的受不了”。

  吳文哲說,初步流調結束后要迅速整理數據、寫報告,之后看有無遺漏的細節,“你聊得累,病人也聊得累,有時病人特別辛苦,特別喘,就要讓他休息一段時間,先將收集到的信息擬一個初稿。擬完后兩三個小時,等病人休息夠了我再接著問。”

  “等疫情結束之后,我最想摘下口罩,帶上我的老婆孩子去逛逛公園,去吃那些我們想吃的東西。”吳文哲說。


(責任編輯:Doctor0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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